他们生于北京，长于北京，“觉得自己的家似乎就在北京”。但随着年龄渐长，中考临近，他们才意识到自己需要回到户籍所在地考学、生活。而在那个被称作“老家”的地方，他们“回去像是客人”。从随父母“迁徙”的流动儿童变成留守儿童，亲戚没什么来往，邻居几乎不认识，感觉手机才是“亲人”。他们正在被割裂的家庭关系里，经历青春期的成长与迷惘。
桌游室讲解员要孩子们选一张纸牌，来诠释“满意”。15岁的林晓峰选了“两个人微笑亲吻”的纸牌。“他们的笑容让人感到满意，他们是亲人。”他说。
玩游戏的都是返乡上学的孩子，这个暑假，他们回到了北京的“家”。过去一年，他们离开在京打工的父母，独自返乡上学。他们曾是北京一所打工子弟小学的同班同学。这12个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，大部分跟着父母生于北京，长于北京，“觉得自己的家似乎就在北京”。年龄渐长，当中考、高考越来越近时，他们才意识到自己需要回到户籍所在地上学、生活。
而那个被不少人称作“老家”的地方，只是个“长满很高杂草”的院子，他们“很少回去”、“自己回去像是客人”。眼下，他们必须得习惯在这里反客为主，从随父母“迁徙”的流动儿童变成留守儿童。刚刚进入青春期的林晓峰，更是需要孤身一人在老家读书生活.“这一年返乡的生活怎么样？”“不习惯，不习惯离开父母。”他轻轻摇头，又突然想明白了什么似的，抬头告诉我，“但是现在我已经习惯了，因为有手机陪着我。”
1,在老家，手机成了他的亲人。那里面，有他热衷很久的电子漫画书《斗罗大陆》。“一个人偷学了武功秘籍，跳下悬崖，来到了另一个世界。他在那个世界里可以成为神。”他很少笑，但此时抿着嘴腼腆地笑了，并重复道，“他在那里可以成为神，敌人和对手都打不过他。”手机很快把这个少年带进了“另一个世界”。他偶尔会在QQ空间里截图，晒自己的游戏段位排名。打游戏、看漫画除了让他“感觉很开心”，也会让他有一种相似的“强大感”，能让他自信起来。他曾想把打游戏当成未来的职业，成为人们现在常说的“电竞选手”。但他又否定了这个想法，因为反应不够快。“需要脑子和手速都得快。”朋友告诉他。
郑大成是林晓峰在北京最好的朋友，曾在同一所民办打工子弟学校读小学。这个暑假，郑大成几乎每天都要去林晓峰家，从早上九点一起玩到晚上九点。他们一起打手机游戏，看手机上的短视频和电竞直播，吃汉堡包和鸡翅。这些尽管是林晓峰爸爸打工的快餐店剩下的，但在老家他们很难吃到。
两人很少出门玩，“不知道去哪儿”。2018年暑假，他俩曾从五环外的家结伴乘公交，去看鸟巢。那是在北京出生的林晓峰十多年里唯一去过的北京景点，他很喜欢。被父母告知要返乡上学时，林晓峰问妈妈：可不可以跟我一起回去？妈妈没有正面回答：哥哥还没结婚，你还在上学，只靠爸爸一个人的工资肯定是不够的。爸爸50出头，20年前来北京打工，现在是汉堡店外送员，每晚十点到第二天上午十点上班，没有休息日。妈妈做保洁，一周上六天班。林晓峰和父母交流并不多。讲解员要大家选出可以用来诠释“依赖”的纸牌时，他搓动手里的纸牌，犹豫不决。最终，他选择的纸牌，印着“两个拥抱在一起的小孩”和“两只小鸭子跟着鸭妈妈在水里游”图样。同样选择“鸭子”纸牌的同学解释，“这是对父母的依赖。”
2,在“依赖”的命题下，林晓峰选择了“鸭子一家”的纸牌.但在过去一年里，独自返回距北京1000公里车程的河南老家上学后，初中生林晓峰更依赖的是手机和充电宝。不管去哪儿，都会揣在口袋里，经常掏出手机贴在眼前看。手机之外的世界，于他“太无聊了，不知道干什么”。林晓峰唯一用尽全身解数去反抗的事情，是保护自己的手机。回老家时，爸爸给了他一个二手智能手机，但回去不久被班主任没收。后来，他又得到一个只能打电话、发短息的“老年机”，林晓峰觉得“这完全不能接受”。他省吃俭用，每餐只吃一个三块钱的馅饼，用两个月时间，从每月1000元的生活费中挤出899块钱，买了新智能手机。通过打游戏，内向的林晓峰在新学校里认识了新朋友。
五一假期，妈妈第一次返乡看儿子。林晓峰把新手机藏进沙发坐垫下，但“运气怎么就那么差”，还是吃饭时偶然被妈妈瞟到了，“严刑逼供”手机哪里来的，并要带回北京。林晓峰吓坏了，“死皮赖脸”地向妈妈求情：再给我玩一天吧。获准后，他趁机把手机藏到了柜沿上，妈妈翻遍家里所有地方，没有找到。林晓峰暑假一度不想回北京——哪怕这样意味着两个月的时间都要自己独自住在老家的房子里——他认为回去后手机肯定是保不住的，“每天的生活没什么意思”。“手机能永远陪着我，但是父母不能。”林晓峰说，自己很理解今年5月因为被老师没收手机而跳楼的那个学生。
不玩手机时，林晓峰总低头沉默。因为做游戏时反应不够快，他不得不接受“惩罚”——回答一个“真心话”：如果用一个动物或植物来形容自己，会选择什么？他皱着眉头沉默，两只手在桌子底下抠着手指。“猿人。”沉默了十几秒钟后，林晓峰小声说。周围人疑惑地看着他。“因为都是人。”他解释。
“嗯，因为都是人……”何冉重复了一遍林晓峰的回答，若有所思地点着头。她是“新公民计划”机构发起的流动儿童返乡追踪项目负责人，连续追踪林晓峰及同期返乡的同班同学一年多，并和同事组织了这次暑期活动。在追踪的返乡儿童里，林晓峰是何冉最担心的。她不知道他能不能先把初中这三年坚持下来，“以成年人的角度来看，我觉得很难”。何冉曾两次到林晓峰老家了解他独自返乡后的生活。
去年五月，她跟林晓峰穿过被繁密的柳条挡住的路，不时担心杂草丛生的脚下会不会突然有蛇出现。他们停在一个红色铁门前，铁门里面就是林晓峰在河南的“老家”。初中周末不允许寄宿，每周五放学，林晓峰都要自己从县里坐两小时大巴，回到镇上这个两层的空房子里。第一次独自回老家住时，林晓峰很紧张。坐上大巴车，他就打开手机导航，想着要下车的地方，但玩着手机睡着了。等他醒来，天已黑。他慌张地给司机报了一个地名，问“我家到了没？”“过了。”司机说。
林晓峰下车，给在市里上班的哥哥打电话。5小时后，近半夜12点，哥哥在不知名的村路上找到了林晓峰。“我特别害怕我哥不来接我。”林晓峰说。这次之后，他每次坐车回家，再也不玩手机，再也不睡觉，一路盯着窗外。不只不认识路，这个北京回来的孩子在老家也没有认识的人。爷爷奶奶已去世，其他亲戚没有什么往来，邻居他几乎一个都不认识。进屋后，他会下意识地一直拿着手机。“手机真的这么重要吗？”何冉问。“在这里要不是玩会儿手机，聊个QQ，我不知道还能干什么。”
3,第二次暑期活动，何冉和同事想要和孩子们做“我的打游戏之路”、“什么是爱情”、“怎样看待性”等主题的分享讨论。林晓峰对面黝黑壮实的男孩，板寸头上绑着一条引人注目的黑色发带，上面印着白色大字：活在当下，及时行乐。他是林晓峰的小学同学冯虎。小学二年级时，他经历了从留守儿童到流动儿童的转变，现在又再次返回安徽上学，成为留守儿童。“我都不知道那天站在学校门口的会是谁，我也不知道我会去哪儿。”他告诉何冉。冯虎也是独自返乡上学。县城的寄宿学校周末同样不允许留宿，妈妈想了一个办法：叮嘱老家的七个兄弟姐妹，每周轮流接冯虎放学，并住在对方家里。
为了能把儿子“管得严一点”，妈妈托关系给他安排上了县城一所“魔鬼化管理”的学校，宿舍楼安装着密集的防盗网。妈妈还特意跟学校门卫打好“招呼”——把小儿子看紧一点，因为她的大儿子当年上这所学校时沉迷电子游戏，翻墙出去上网，曾经辍学。2018年3月，何冉开始追踪林晓峰所在的六年级班级。这43个学生，从一开始不知道自己要返乡还是继续留京上学，到有25个学生启程返乡，再到返乡后孩子们经历的求学“阵痛期”，何冉发现：“不管返乡之后是什么环境，半个学期的时间，他们都适应了”。她觉得这种“适应”，需要打个引号，“其实是你要生存下来，就要适应，要适应孤独，适应自己学习不好，适应抽烟，适应寄人篱下，因为没有选择”。很大程度上，可能是这些青春期孩子适应了网络世界。手机成了他们的“刚需”。他们不仅打游戏，大多会下载火山、快手、抖音、QQ等软件，注册账号时，通常会选取关注“交友”、“恋爱”。一旦在网上聊得来，有些孩子会考虑是否要跟对方见面，有的还会把认识的网友介绍给其他同学。梁飞燕和林晓峰班上同学的父母，或是建筑工人，或开滴滴、卖菜、骑三轮车送货、清运小区垃圾，或开小超市谋生。在来北京打工赚钱的十几甚至二十年里，他们通常在北京生养了一两个孩子，而孩子已经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。
“爸妈告诉我我不是这里的人，不能在这上学。”这是何冉从学生那里听到最多的。她觉得，很多学生其实并不太明白这句话到底意味着什么，就像林晓峰直到现在也不太清楚，自己为什么不能留在北京上学。 这个暑假开始前，何冉最担心的事情最终还是发生了——林晓峰被学校退学。 她劝说林晓峰的父母不要没收儿子的手机，先让他回北京过暑假。他们答应了。
